談場戀愛為什麼那麼難

當年解嚴前後，執政的國民黨決定制定《國家安全法》，建立憲政時代國家安全法制，但當時黨外堅決反對，發動大規模社會運動抗爭，造成多日街頭動盪。世事變化，政黨輪替後，卻彰顯出當年黨外論政時代視野與格局的不足，執政後才知此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。《國家安全法》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基礎，不分在台灣或大陸，不論民進黨或國民黨，國家安全都不能打折，必須建立完整的法制。不過，尤其在台灣，早已建立主權在民的成熟法治，司法是國家與社會正義的堅實防線，不容當政者把《國安法》當作剷除異己、鞏固執政地位的工具。執政者若不能拋棄黨派私心與權力慾望，將法律當作政治鬥爭工具，必將受到民意檢驗。在「國家安全」大帽子的保護下，國安案件從檢警與行政調查、檢察官審訊到司法審理，均祕密進行，幾乎沒有透明性可言，若司法人員執法只瞄準特定對象，以選擇性辦案遂行調查，外界甚難察知。政治本來就不應該介入司法，對於國安相關案件，政治力更必須與司法隔絕，掌權者須有自覺。須知台灣社會已建立多元價值體系，各方立場雖然不同，但仍能勉強相互容忍共處，言論自由、司法獨立、政黨輪替是三大基本價值，民進黨更應珍惜維護。法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價值，建構法治社會為實踐民主真諦之所在；若執政者指導司法，嚴辦異己、縱放盟友，造成黨同伐異、執法不公，將無情顛覆民主價值。司法官是國家政治運作中最須嚴守政治中立者，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單元，若淪為當政者鞏固權力、壓制反對聲浪的統治力量，違背堅守社會正義與國家法律的基本信念，則與皇后賣淫何異？當皇后的貞操不再被人民信任，政治體系又將如何穩定運行?或許當前社會若干政治人物的信念可議、言行可疑，但在司法公義前，必須遵循罪刑法定主義。若刻意運用司法偵訊手段，再配合媒體操作，釋放模稜兩可的訊息供人胡亂解讀，炮製「未審先判」的寒蟬效應，這類政治打手無論其真實身分是黨政高層、高階幕僚、檢警調或司法官，其道德墮落與操守淪喪已達不堪入目地步，遲早會受到歷史審判。綠營執政至今，挾多數執政優勢，輕率改變多項文官任命法規後，早就顛覆人事紀律、毀壞吏治；預算編列與支用諸多不循正途，亂開後門之處亦嚴重支解政府預算紀律。如司法運用媒體與檢調呼應演出，人權價值與司法威信將崩壞，當司法紀律崩解，司法官成為當政者鷹犬時，民主價值將蕩然無存。兩岸關係發展危疑動盪，周邊國家與我存在領土紛爭，經常有所衝突，《國家安全法》是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存在的司法基礎。但坐視司法人員辦案手法粗糙、行事草率、程序欠缺完備，主政者難辭其咎。兩岸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不同，兩岸問題的解決終要透過融合的過程。台灣同為中華文化體系社會，兩岸制度應該可以相互借鏡學習。長期以來，台灣的經貿、金融與社會法規都是大陸改革開放的參考準據。如果台灣法治建設成功，證明「法治」在華人文化體系下可行，或可以為中國人21世紀的崛起找到可行之路。但新黨案落人口實，已引起大陸媒體口誅筆伐，嚴重損傷台灣民主法治形象，面對大陸司法，台灣將喪失話語權與典範優勢。綠營不該拿李明哲案與新黨事件類比，大陸有其政治與法律制度，現階段兩岸應相互尊重彼此不同的制度，如果台灣自認為制度領先，豈可效法大陸以國安之名便宜行事的作風。民進黨政府如自甘墮落毀壞民主機制，兩岸一旦失去制度競爭的意義，就只剩下國族之爭，將是兩岸的悲劇。維護國家安全須堅持司法正義，若不能保證司法公正與公平，必造成民心背棄，就無從維護民主基本價值，國家安全亦將隨之淪喪。（本系列完）(中國時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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